Sahmat 1989-2009: The Liberal Arts in the Liberalized Public Sphere

 

文——艾瑞德姆.杜塔
譯——于昌民
本文刊載於藝術觀點67期,2016年7月出版專題《場外調度:詞語的肉身》別冊,原文發表於Thresholds, No. 41, REVOLUTION! (Spring 2013), pp. 46-59.

Published by: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ttps://www.jstor.org/stable/43876496 Page Count: 14

 

對於多數人來說,德里喚起了政客、官僚及政府辨公室等等的印象。然而,我們很少談、甚至很少人知道的是:德里其實是印度最為密集的工業與商業區。從魯溫斯(Lutyens)所設計的中心神經網絡出發,城市伸出觸角向外擴散至幾百公里外,成了依附在印度聯邦政府樞紐而生的廣袤經濟系統。管線與長廊連接起了魯溫斯的首都和落後地區,而掮客大軍穿梭於其中:賄賂官僚、兜售政府機密資訊、壟斷執照、騙取許可、拉著國內與國外企業的皮條、伸手撈著政府政策的利益,其中名目包括了刺激經濟、稅務減免、特許權利、公眾福利、發展策略、國內產業融資到證照。你說得出來,他們就揩得到油水。首都或許是源源不絕的財富,但德里的邊緣也有著六七個大邦:旁遮普邦(Punjab)、哈里亞納邦(Haryana)、北方邦(Uttar Pradesh)、拉賈斯坦邦(Rajasthan)、喜馬偕爾邦(Himachal Pradesh)及中央邦(Madhya Pradesh)。這些邦聯所掌控的權力──如變更土地使用、修訂環境與勞工法條、減免稅務等──建立起一整套投資者與政黨機器交相賊的網絡,掌控著盧迪亞納(Ludhiana)到坎普爾(Kanpur)、齋浦爾(Jaipur)到赫爾德瓦爾(Hardwar)的巨型都會。這也是德里政權的面貌:掮客、官僚、國際投資人、籌資、遊說到「處理事情」。「我處理事情」,《像這樣的千般慾望》(Hazaaron Khwaishein Aisi, 2003)中的角色維克藍.馬赫查(Vikram Malhotra)這樣說,「幫手、中間人、掮客、龜三,端看您的需求,大人。」孟買普遍被認為是印度的「商業首府」,但德里實際上有著較高的人均收入。1991年資本規範鬆綁之後更是如此,雖然多數外商的直接投資仍透過孟買的股票市場進場。孟買是印度電影工業的首都,但其高檔訂製服的設計師全都把德里當成他們的據點,服務形形色色的客戶:政客、學者(印度名聲最響亮的學府都在德里)、藝術家、商人以及完全不在乎傳統節儉美德的新富階級。

 

德里周遭沒有出產任何原物料或自然資源。簡單來說,周遭財富的積累來自於與政治權力的親近關係。顯要的庇護(patronage)則是周遭一連串非法或半非法的大小企業的基礎,數以千計。自1980年代以來,未核可的土地變更──舉例來說,讓工廠可以蓋在住宅裡,或是住宅蓋在工廠裡等等情況,一切都取決於當地的環境與稅務法規──成了地主階級與種族票倉的基礎。國家規劃了許多新穎的特別經濟區只讓這情況更加顯著,建立了許多除了本行的製造業外,事實上靠著違反法規、洗錢或炒地皮來賺錢的企業。紡織、服務業、機器與工具、金屬製品、合金、紙製品、印刷與出版、橡膠、塑膠與石油煤礦製品、運輸器具、食物、木材、家具與設備、礦產、化學原料、皮業;國家首都區的經濟早已被這種「次要」、原物料產業所滲透。德里同時也是印度最大的批發市場,是全國裡交易員最為密集的區域。1960年代末期,印度度過第一階段經濟計畫後,德里早就是全國小型企業最為密集的區域。【註1】1980年代時,乘著自由化政策的波浪,區域裡的產業數量甚至翻了一倍。1996年,在德里一邦內就有十三萬七千家,更別提周圍邦聯裡更為驚人的產業數目。【註2】炒地皮的主要效應可以明顯地在魯溫斯的德里當中看到。「資本家」們嘗試囤積市中心高價的房地產:普通公寓可以賣到一億美元之譜。尼桑木丁(Nizamuddin)的兩房公寓也在2014年賣到將近百萬美元。離譜的房地產價格與精英財富都來自於壓榨底層製造業勞工的低廉薪資、居住安全與正義。【註3】大部分的工廠平均一個廠房聘不到十個人;多數工人都得一天工作12個小時,卻只周休一日。【註4】德里勞工大多只能靠著本地的派遣公司與勞工掮客找臨時工維生,且這些人多數是容易受到農災地區的佃農或小農:北方邦的埃塔瓦(Etawah)、布蘭德斯哈赫爾(Bulandsahar)、密拉特(Meerut);比哈爾邦(Bihar)的薩哈爾薩(Saharsa)、馬德普拉(Madhepura)、卡加里亞(Khagaria)、普爾尼亞(Purnia)與蒙吉爾(Munger);拉賈斯坦邦的阿爾瓦爾(Alwar)、薩瓦伊馬多普爾(Sawai Madhopur);中央邦的恰塔爾普爾(Chhatapur)與提坎加爾(Teekamgarh)。【註5】在建築產業中,臨時勞工也非常普遍(石匠、建造工人、管線工人、漆匠、木匠、裁石匠),以及各式各樣在德里街頭穿梭服務的人們:數以百萬計的菜販、人力車、計程車與公車司機,還有茶館、小販、餐廳、旅店和零售業所雇用的粗工。

 

在沒有任何的居住政策下,有六成的德里人口(估計是850萬人)居無定所,棲身在1073個非法殖民地裡,或是1100個貧民窟與安置聚落裡60萬間的破爛小屋。【註6】大約有六萬人只得睡在馬路上。德里的市政大夢和城市輝煌的帝國往事相呼應,鋪陳出層層考古歷史,織起綠意盎然的城市氛圍。這些靜謐的形象更加隱匿了數量龐大的貧窮新住民,也和城市的統治階級串聯起來,大聲抗議著下滑的居住水平與治安。窮人在這些話語當中成了問題,得和其他自然資源如短缺的電力與民生用水一起被「解決」。隨著週期而來的城市規畫成了美化環境的活動,讓新住民越來越不得在城市裡安身,永遠漂泊於其中。在想盡辦法使房地產增值的過程中,舉著道德大旗的都市更新越發虛偽,畢竟多數地契沒有任何法律上的基礎,只是前朝國家慫恿的搶地大作戰的遺毒。德里全市──尤其是精英區段──到頭來只是光鮮亮麗、產權不清的陋巷而已。

 

即便到今日,德里貧民窟居民仍然記得賈格.莫漢(Jag Mohan)和他在英迪拉.甘地頒布的緊急狀態時期(Indira Gandhi’s Emergency, 1975-1977)的行徑。他自稱是城市規劃師,也是豪斯曼男爵(Baron Hausmann)的仰慕者。有著粗野的山齊.甘地(Sanjay Gandhi)撐腰,他畫出的城市藍圖模仿著巴黎的大道,連接起重要的帝國地標。【註7】賈格.莫漢在六天內,拿著槍桿拆了舊德里土庫曼大門區裡將近十五萬間貧民小屋,讓七萬人無家可歸。【註8】對他來說,這是保留德里古遠光榮的帝國遺產的必要之途:「移民和非法佔地的居民就像『瘟疫或是罕見的高燒』一樣,將會毀滅沙賈漢納巴德(Shahjahanabad,舊德里)。傳統、文化及其魅力還有我們理想中的現代生活面貌,都會被這些移民和非法佔地的居民所淹沒。」【註9】這地區的工會影響力特別薄弱,可能是因為他們的行徑,又或是受地區的工業發展脈絡影響。普遍來說,印度「正式」的工作只佔了勞力市場的一小部分。1990年代以前,工會會員多數來自於大企業的員工以及數量可觀的政府官僚,從政府到鐵路秘書、銀行、學校、大學等等都有。【註10】作為企業的代表人物,工會對於政黨來說扮演著重要角色;不同的工會也會以選票來當作籌碼,遊說特定產業內的薪水門檻和福利。工會和政黨的關係也讓它們在計畫經濟的年代成了特定面向上重要的影響:經濟成長與生產力標竿、進口的資本財、出口限額、印度進出口銀行的稅賦(EXIM duties)、外匯管控等等。這些在政府部門內活動的勢力挾持著政策,為勞工裡的貴族套利。【註11】農業工會大體上也只幫中大型地主遊說(共產黨統治的區域則是例外)。因此,沒有工會的勞工與農業運動還得抵抗這些為精英發聲的「寡頭工會模式」。【註12】極端的剝削現象在德里相當普遍,其形成的原因可追溯到社會主義年代對於大企業的排斥。1960年代以後,法規逐漸有意識地向小企業鬆綁,也讓大型企業分解成數個子公司,蓬勃發展起來。此外,1962年的德里城市發展計畫想要藉由投資廠房與械具的門檻,把大企業趕出城市外,但這只讓公權力控制不了經濟發展。更恐怖的是自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以來的20年(到2000年),每年都有四五千家中小企業出現在城市裡。【註13】只有不到7%的公司有依工廠法案註冊,【註14】也因此沒有工會能幫就業於這些工廠裡的勞工發聲。

1988年12月

薩西巴巴德(Sahibabad)就是前文所描述的「工業區」,混合著半合法的工廠和非法勞工的貧民窟,大約在德里東北方14公里處,受北方邦的加濟阿巴德(Ghaziabad)所管轄。此區的勞工組織衷心地支持印度中央工會(Centre of Indian Trade Unions, CITU);中央工會和印度馬克思主義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India-Marxist, CPI-M)有著密切關係。近年來,這些工業區成了紛爭不息的戰場。近來兩場大規模的勞工行動:1987年11月持續三天的總罷工,以及幾周前的11月裡那場更具野心、影響力也更大的七日罷工。在總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的主導下,印度國會通過了新的企業法規,讓中央工會的運動分子密切注意著這個地區迅速變遷的勞工關係。印度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在市區裡沒有甚麼選民;中央工會近來的行動也讓他們跟國會裡的勞工團體有些摩擦,更別提把持著勞工團體基層的街頭幫派。德里一區裡,國會裡的幫派分子由巴格特(H. K. L. Bhagat)和山杰.庫瑪(Sajjan Kumar)所領導;兩人都是熟稔派系的政治掮客、也是已故的山齊.甘地以前的手下。此外,1984年英迪拉.甘地被刺殺後,他們兩人也在反錫克教徒運動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腳色。

 

透過英德拉尼.馬祖達(Indrani Mazumdar)對中央工會這時期在德里活動的詳盡記錄,我們可以知道這些活動是怎麼被一步步地組織起來,最終成了1988年11月具有指標性意義的七日罷工。這些文件提供了「概略但令人信服的紀錄,從工會運動普遍的惰性之中,中央工會找出了方法來激勵群眾,往前興起了一波浪潮。」【註15】1986年初,地方出乎意料地熱烈支持中央工會的勞工行動,讓幹部們明瞭到有機會對最低薪資的議題採取行動。工廠主管和政府的勾結壓低了1988年所規定的最低月領薪資(489盧比,約莫是28美金【註16】),僅從1982年的300盧比提高了189盧比。同時間內,消費者物價指數提升了334%;實質薪資成長大幅落後通貨膨脹幅度。另一方面,政府刺激生產力和資本投資的措施讓小企業的淨增值(Net Value Added)膨脹了十倍:從1972年的三億六千三百五十萬盧比(約莫是四千八百五十萬美元【註17】)成長至1987到1988年的三十九億六千一百七十萬盧比(約莫是二億二千六百萬美元)。這代表了每位勞工在1987到1988年間創造了二萬三千盧比的營利(1314美元),大概是非技術勞工三年的薪資與技術勞工兩年的薪資。但實際上,雇主很少遵守法定薪資,而拉吉夫.甘地政權下的警察對於勞工運動的鎮壓更是變本加厲,讓工廠資方的勢力更加龐大。

 

中央工會所掀起的運動在提升最低薪資到1050盧比的大旗下慢慢展開,而其他跟印度馬克思主義共產黨有關的團體也製作了超過七十五萬張的海報與傳單。德里一區內,人們組織了超過一千場的「街頭」會議;黨內領導、地方領袖與地區自願者練習如何舉牌抗議、找出遊行路線,並依照警方可能的行動模式與反應規模找出撤退路線。運動組織者聆聽了工會的陳情,更前進到工廠與貧民窟裡。11月22號,150萬勞工的罷工停擺了全域的生產線。七日罷工是德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勞工行動。1988年,國會政府經歷了一連串的貪汙醜聞。對政府威信傷害最深的則是由瑞典報紙《每日消息》(Dagens Nyheter)揭露的醜聞:瑞典軍火商波佛斯(Bofors AB)為了想要說服印度政府採購410挺115mm的榴彈砲,向許多知名的印度政客與國防官員支付回扣。拉吉夫的統治風格也在黨內製造了難以抹滅的不合。重要的黨內大老叛逃,而媒體與知識分子要求調查與懲戒相關人士。罷工讓反政府的組織與窗口開啟了另一條戰線,而媒體更是樂得火上加油。勞工行動的大幅報導讓政府把最低薪資調高到750盧比,同時也依照消費者物價指數的上揚而提高了昂貴物價補貼(dearness allowances)。

 

11月總罷工的成果可說是勞資關係的分水嶺,而中央工會的領袖也認為這樣的機會能夠讓工人可以更加地體認到自己的權利與福利。同時,這也是一個時代的終結,或許可說是工會臨死的一聲吶喊。事實上,這樣的行動說明了工會最大的優勢與弱點:在政府的支持率疲弱不振時,罷工利用了這樣的好時機把「國家」當成目標,達成了形式與象徵上的改革(畢竟實際上很難貫徹這些法規)。1990年代的主要目標成了讓勞工階級更清楚自己的權益,加上2000年後特別經濟區的普及,這些種種因素讓勞資關係的法令條目越發弱化,也讓工會找不到特定的敵人。「國家」嘗試讓自身在這些場景內消聲匿跡。

1989年1月1日

在薩西巴巴德,迦南(Janam)劇團在街上表演著《哈拉博》(Halla Bol)。迦南創立於1973年,是人民劇團前線(Jan Natya Manch〔People’s Theatre Front〕)的縮寫。劇團是印度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的一個文化「前鋒」團體,透過街頭劇場這樣的媒體來喚起人們對於共產主義精神的認識,畢竟街頭劇場既多元,又能因時地制宜宣傳與組織政治活動。在11月罷工的前夕,劇團上演了28場《查克杰》(Chakka Jam)。【註18】本劇特別是為了讓勞工準備好迎接11月的行動而撰寫。劇團的人們通常摒棄德里市中心的劇場與精英觀眾,而在工業區與貧民窟表演,在街角與工廠門口找尋觀眾。【註19】迦南常演的劇目有24齣,而自1973年起,他們大概已經出演了四千場。劇團的精神領袖是薩夫達.哈許米(Safdar Hashimi)。他從德里的精英院校聖史蒂芬學院畢業,而後拿到英文文學碩士。【註20】他的人際關係和群眾性格自然地讓他成為德里的知識分子與印度馬克思主義共產黨之間的橋樑(特別是在文化與媒體圈子內);在11月的罷工行動前,哈許米是重要的中間人,說服城市裡的藝文人士支持它們。他的行動同時也使得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組織了一場支持罷工的大遊行。

 

今日,也就是新年這一天,迦南的工作人員們都為了11月的勝利而感到精神抖擻。《哈拉博》改編自《查克杰》,而劇團挑了薩西巴巴德的阿姆貝德卡公園(Ambedkar Park)演出。哈許米看著觀眾。前一晚,他的老饕性格發作,帶了整團人去了舊德里找到的新餐廳,享用了烤餅與奶油咖哩。《哈拉博》是齣劇中劇:裏頭的某個橋段是中央工會的表演人員和反對者互相爭執,大剌剌地喊著「別再演了!這裡不能有口號或旗幟!中央工會的名號不應該出現在此處!」他們猜不到的是生活與劇場如此相似。劇演到一半,當地的工廠老闆穆凱什.夏瑪(Mukesh Sharma)還有一位國會有關係的有力人士帶著一群人來到現場。夏瑪打斷了演出,說他們要通過此處。哈許米看著劇就要結束了,出來介入,希望一行人能夠等到演出結束。夏瑪與手下們表面上好似同意。但實際上,他們心中想的是11月那時的憤恨,即刻便找來援軍。一台巴士載來一群暴民,帶著棍棒與槍械攻擊群眾與演員。人們驚慌地四散逃逸,四人重傷。哈許米隨著人群跑向當地的中央工會辦公室,把自己鎖在小小的建築物內。夏瑪的手下跟著他們,用武力把薄弱的大門橇開。哈許米叫其他人逃走,幫助跟著他的老人與四名女性從後窗離開,再爬過後牆,他無法跟上其他人,只好往反方向跑,眼鏡早已消失在動亂中,視線模糊。迦南的團員束德韓瓦.德什潘德(Sudhanva Deshpande)聽見了槍聲。

 

不久後,有人發現哈許米被重重毒打一番,倒在一旁道路上,頭上泊泊流著鮮血。迦南的一位演員醫生嘗試包紮他脆弱的軀體,急忙將他送到附近的莫翰.納加醫院(Mohan Nagar Hospital)急救。他接著被轉送到駱克.納亞克.捷.普拉克什.納拉揚醫院(Lok Nayak Jai Prakash Narayan Hospital),那裡的醫生嘗試維持他的生命跡象。由於納拉揚醫院沒有腦部斷層掃瞄儀器,他們只好再次轉送哈許米到拉姆.莫諾哈.洛西亞醫院(Ram Manohar Lohia Hospital),卻發現神經主治醫生正在休假。【註21】憤怒的電話在醫生家此起彼落,加上院內外逐漸增長的憤怒人群,讓他回到醫院來。哈許米頭骨有三處骨折,使得腦部有多處嚴重的挫傷。晚間十點,哈許米被宣告死亡,終年三十四歲。

覺醒的代價

但我們還沒進入文化革命的階段。我們根本連人民的民主革命都還看不見…因此,我們扮演的是精神上的旗幟,或許在更大的民主運動中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在人民的民主革命在這個國家實現之後──我不知道這要多久才能完成──我們的使命才在文化機構裡展開。在新秩序裡,我們得開始教化人民的思想與意識。現在,如此機構只是我個人的夢想而已。這連左翼運動的戰術都勾不上邊。我要是跑去跟黨說我這樣想,別人大概會當我是瘋子。
─薩夫達.哈許米,與尤金.范.厄文(Eugène van Erven)的訪談,1988年4月至5月

1989年1月5日

不管是薩夫達的朋友圈裡,還是印度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內,大家的反應都是一片震驚;作為黨的一分子,薩夫達的遺體被運到拉菲.馬格(Rafi Marg)的維塔爾巴伊.帕特爾大廈(Vithalbhai Patel House)裡的黨部辦公室,度過一晚直到2號清晨。上午十點左右,中央工會的憤怒人群與黨內的領導幹部開始聚集在辦公室前。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薩夫達早就說好今天要召開記者會,說明迦南拒絕領獎表彰他們對於社群融合的貢獻;荒謬的是,本來的頒獎人是因為1984年反錫克教徒運動而惡名昭彰的國會大臣巴格特。這些糾葛在此刻顯得無比諷刺:巴格特的嘍囉殺了薩夫達,卻才發覺老大今天本來要來表彰他的社會貢獻,現在薩夫達的記者會卻得傳達他沉重的死訊。除了邀請而來的媒體人士外,許多城市裡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圈的友人也出現在辦公室。傍晚時,群眾已達上萬人之譜,來致意的人們川流不息,薩夫達的棺材放在一台卡車上,周圍放滿了鐮刀與槌子。人們排成一列前行,經過印度的國營電視總部滿地大廈(Mandi House),穿過康諾特廣場(Connaught Place),最後停在電子火葬場,停擺了德里市中心的交通。人們焦躁不安、群情激憤,吟唱的口號迴盪著;然而,共產黨員的隊伍仍保持著秩序,行列前行,穿過街區,讓隊伍看起來像國葬一般。

 

兩天後,1月4日,迦南回到薩西巴巴德的江達普爾(Jhandapur)。薩夫達的遺孀與同胞莫洛雅旭(Moloyashree,別名瑪拉[Mala])領著劇團;迦南上演了情緒激昂、毫無中斷的《哈拉博》,台下有著數以千計的工人與運動分子。有些人來自加濟阿巴德,有些來自德里;他們先在滿地大廈廣場的拉賓德拉大廈(Rabindra Bhavan)聚首──此地是國家文化的象徵中心──然後才搭上巴士前往演出場地。演出後,沉默的人群穿過中央工會的辦公室──薩夫達的遇害地。1月5日,印度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組織了另一場沉默的遊行,從新德里車站的希瓦濟公園(Shivaji Park)出發,前往內政大臣布塔.辛吉(Buta Singh)的寓所。一群人由印度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的紅衛兵領頭,每個人都拿著薩夫達的肖像與紅旗向他致敬;在1月的冬陽逐漸劃開霧氣之時,紅與灰的波浪隨之浮現,此般冬景既肅穆又令人起敬。德里市中心再度停歇了下來。

 

媒體的譴責來得又快又廣又兇猛:印度的輿論同聲譴責這樁謀殺與涉入的國會,當然國會的政客們急忙劃清自己跟夏瑪等人的界線,好像這群殺手跟黨沒有任何關係。一周過去,國內的不滿聲浪已經讓德里的社運人士考慮掀起一波全國的抗議行動,1月9日成了國定抗議日。不管用任何標準來看,人們的反應都是前所未見的。抗議與致敬集會在許多城市開花結果,當地的藝術家和各式各樣的知識與政治運動分子都表達了他們的憤慨,奧里薩邦高等法院的律師拒絕出席,加爾各答的電影院暫時關門,而孟加拉的文化活動(劇場、演出等等)都暫時取消,德里的精英學府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裡的學生翹課抗議。遊行、集會與《哈拉博》的演出擴散到許多城市重要的演出場地:齋浦爾、加爾各答、安巴拉(Ambala)、孟買、浦那(Pune)、昌迪加爾(Chandigarh)、勒克瑙(Lucknow)與中央邦的比拉斯布爾(Bliaspur)。德里市內有著另一場沉默的遊行,這次多數成員都是城內的知識分子──藝術家、劇場與電影人士、記者、老師。他們向前走著,手持火把,從最高法院(馬拉和迦南的成員同時也在此處再次演出《哈拉博》)走到拉賓德拉大廈。國家戲劇學校的創辦人伊布拉翰.阿爾卡濟(Ebrahim Alkazi)在集會上要求把滿地大廈廣場附近的大學路改成薩夫達.哈許米大道。

 

事態終於升溫到了引爆點。第12屆印度國際影展本來要在1月12日舉辦,對於政府來說,這是一樁盛事,能夠接待許多重要的國際影人與貴客。影展作為政府贊助的活動,也罕見地得以在全印電視台(Doordarshan)上直播曝光。尋常的客套話配上熟悉的面孔慢慢地消磨了夜晚,直到女演員沙巴納.阿茲米(Shabana Azmi)上台(她前一年才在《蘇沙斯卡女士》[Madame Sousatzka, 1988]裡頭和莎莉.麥克琳[Shirley MacLaine]合作)打斷了頒獎,拿出準備好的講稿,指控國會得為薩夫達的死負起責任。台下的觀眾也早有練習,同聲羞辱政府,阿茲米則大聲「抗議國家系統一方面好似提倡創造力,另一方面又謀害文化活動分子。」會後的記者會上,《蘇沙斯卡女士》的導演史萊辛格(John Schlesinger)作為影展的貴賓同聲支持這份聲明:「我由衷地支持抗議謀害劇場人的行為。」影展的直播既發送到全國各地,也無任何剪接,讓國會的恥辱在自家的電視台上讓人看得一清二楚。【註22】至此,事態仍感覺是群眾自發而生,不過薩夫達的死所造成的風波則需要更長遠的策略與議題來扶持,才能讓運動更加往前,而非耗盡能量與熱情。一群核心幹部聚集在維塔爾巴伊帕特爾大廈的小小黨部裡(此處曾經充當過薩夫達的靈堂):這些人有瑪拉.哈許米、薩夫達的哥哥和妹妹索亥與沙布南(Sohail and Shabnam)、拉簡德拉.卜拉薩德(Rajendra Prasad)、維安.桑達蘭(Vivan Sundaram)、雷納(M. K. Raina)及瑪丹.哥帕.辛格(Madan Gopal Singh)。裡頭有忠誠的共產黨員及非黨員,同時顯示出薩夫達各式各樣的朋友與夥伴。他們首先簽署了莎瑪(Sahmat)的創會文件,「信條」(Deed of Trust,1989年2月9日簽署【註23】),裱起這份文件以示所有人的決心,並象徵性地將領導前個月裡群眾狂熱的領導機制訂立下來。創會的董事有薩夫達的哥哥索亥、劇場界的四名重要人物(哈比布.坦維爾[Habib Tanvir]、雷納.戴什潘德[G. P. Deshpande]和瑪拉.哈許米)、維安.桑達蘭,還有小說家畢新.沙尼(Bhisham Sahni,薩夫達曾跟他修習普列姆昌德[Premchand]的小說)。數個月後,這群人還多了其他兩位劇場大老,阿爾卡濟與烏達帕爾.達特(Utpal Dutt)、前最高法院法官艾爾(V. R. Krishna Iyer)和印度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員與藝術評論家布達德夫.巴塔查爾吉(Buddhadeb Bhattacharjee,2000-2011年西孟加拉邦首長)。

 

成立組織的急迫性來自於薩夫達的三十五歲冥誕(4月12日)迫在眼前,這也是莎瑪的成員們想要發起全國抗議行動的日期。他們共同寫了一封信給媒體,並刊登在印度聲名卓著的《經濟政治周刊》(Economics and Politics Weekly)上。信中,索亥與瑪拉.哈許米說4月12日將成為國家街頭劇場日,兩人希望各處的劇團能夠在這天全日出演,更宣布4月12日到16日德里將舉辦人民慶典(Jan Utsav, People’s Festival)。那時還沒決定名字的莎瑪成員也在思考人民慶典該如何進行:舉辦研討會、出版薩夫達的劇場評論文章、詩集與歌曲和他過世後媒體的報導與反應,他們也提到有人正在拍一部薩夫達的紀錄片。【註24】當然,最重要的是籌資:莎瑪的成員也考慮賣票舉辦舞蹈與音樂會、詩歌朗誦(Kavi Sammelan-Mushaira)以及藝術家作品的義賣會。在《經濟政治周刊》的這篇聲明奠定了整個團體其後的行動方針:學術研討會、表演藝術活動、拍賣視覺藝術作品、印刷、廣播到影像媒體的推廣。這些活動總帶著一份檔案般的狂熱,甚至到了自我恭維的程度。不過,莎瑪的成員在這麼多可能性當中,從未選擇賣票活動。

 

《經濟政治周刊》的這封信裡傳達出了堅定的意志與決心,但在找尋社會運動的歷史與理論詞彙時,裡頭的字句卻似乎有些滑動。從一開始來說,莎瑪的組織看起來就和他們要追尋的精神相衝突:信中描述了藝術家需要擁抱政治運動,將其信念奠基於「情誼」之上,這「鬆散的組織」又能有其「自主性」,一切都在國家或黨的庇蔭下得以可能:

薩夫達的死讓我們意識到自主的重要性;我們有必要建立起某種鬆散的工會,以情誼為基礎抵抗,並以藝術家的身分在重要時刻裡行動。薩夫達的犧牲告訴我們或許某時某刻,我們都得成為藝術的社會運動分子,讓暴政、暴力與謀殺再也不是社會的常態。

 

人們對4月12日活動的感召驚人地熱烈,全國各地都有各式各樣的活動;遊行、朗誦、表演、研討會、小組等等,許多活動甚至跨過了12日還持續著,讓許多各地的表演者和觀眾支持、辯論與爭論藝術的政治。這些日子裡,令人不敢相信的是超過三萬齣的表演在全國各地鄉鎮開花結果:從阿薩姆邦(Assam)和曼尼普爾邦(Manipur)到旁遮普邦,從古吉拉特邦(Gujarat)到喀拉拉邦(Kerala)和喜馬偕爾邦,激昂的群眾嘗試向當權者們發聲。4月12日,國家街頭劇場日,全國街道裡上演的戲碼不僅僅只是藝術而已;它們同時也是明確、大規模的政治行動。莎瑪分發了數十萬張的平版薩夫達相片,讓古瓦哈提(Gauhati)和孟買,在拉傑納恩德加奧恩(Rajnandgaon)、比拉斯布爾(Bliaspur)、賈爾派古里(Jalpaiguri)、佈道恩(Badaun)、帕格爾布爾(Bhagalpur)的市街上,在印度的鄉間與城市之中,都可看見他的肖像聳立在劇場的演出旁。街頭劇團佔據許多聯邦首都的十字路口、貧民窟、廣場、市集、學校,露天演著自己的劇碼或是迦南《哈拉博》的不同版本或改編劇碼。

 

除了街頭的劇場演出外,莎瑪同時在德里舉辦了五天的薩夫達集會(Safdar Samaroh)。70位印度、烏爾都(Urdu)、旁遮普詩人聚集在一起朗誦詩歌,成了「印度舞台上規模最為盛大的知名詩人集會」。舞蹈、音樂、特別編排的偶戲、藝術家、詩人、影人與知識分子都來參與這場盛事。莎瑪分送的手冊特別註明這點:「參與的人們跨越黨派,象徵了這個國家中文化與藝術活動新的里程碑。」【註25】超過一百位的重要藝術家、雕塑家、平面設計師與攝影師在《覺醒的藝術家》(Artists Alert)的拍賣會上捐出自己的作品,為莎瑪這新生的機構募捐營運經費。諷刺的是,雖然整場運動源自共產主義與「反對市場」的左派,《覺醒的藝術家》卻成了當時印度史上最大的公開拍賣會。對於莎瑪來說,透過「市場」來達成自給自足的目標當然也帶來了許多意識形態的挑戰。同時間,如《經濟政治周刊》的那封信所述,他們也出版了第一波書籍紀念薩夫達。其中包括了《薩夫達》(Safdar,紀錄了薩夫達的生平與遇害之後的媒體報導);以印度語寫成的《薩夫達》(Safdar,收錄了薩氏的劇本、文章以及他人的評論);《表演的權利》(Right to Perform,收錄薩夫達的文字與六本為了孩童而寫的小詩集,每一本詩集都邀請了不同的插畫家作畫)。【註26】尼利瑪.施克(Nilima Sheikh)為《美好的季節》(Saare Mausam Achchhe)所繪的插畫令人驚嘆,藍、赭、橙、紫等色幾近淡出,人物由黑墨勾勒出後,再以相對應的色澤填滿,讓莎瑪的出版物中也有巴洛達畫派(the Baroda School)的代表傑作。【註27】未來,還有更多的出版計畫。

 

在印度後獨立時代中,莎瑪初試啼聲便動員了幾乎是史上規模最大的文化集會與活動。和十年由英德拉—拉吉夫政權搬演的種種慶典相對比,莎瑪的運動分子強調這場庶民活動的政治性。對莎瑪的成員來說,這場集會是印度近年來最為重要的文化盛事,讓藝術家們團結一致、讓藝術家與人民團結一致,同時更曝露出社會與政治機器的真面目:政客口頭上說要推動文化發展,實際上卻只想著如何讓文化界人士噤聲。雖然這場集會沒有獲得任何的官方補助,不過卻勢不可擋。畢竟,當權者無法面對藝術家所發出的驚人響應。【註28】

 


 

【註釋】
1. 英德拉尼.馬祖達(Indrani Mazumdar),〈德里的無工會工人與1988年的七日罷工〉(Unorganized Workers of Delhi and the Seven Day Strike of 1988),印度勞工檔案庫(Archives of Indian Labour), http://www.indialabourarchives.org/publications/Indrani%20Mazumdar.htm ,2009年7月12日存取。
2. 第九章〈工業發展〉(Industrial Development),《德里經濟普查》(Economic Survey of Delhi),2000年3月,http://delhiplanning.nic.in/Economic%20Survey/chapter_9.htm ,2009年7月11日存取。
3. 同時請見阿密塔.巴維斯卡(Amita Baviskar),〈邁向德里的社會學:研討會報告〉(Towards a Sociology of Delhi: Report on a Seminar),《經濟政治周刊》(EPW), 第33卷49期,1998年12月5-11日,頁3102。
4. 德里人民權利論壇(Delhi Janwadi Adhikar Manch),《時間能有耐心容忍多少錯誤?一份德里詳述工廠倒閉與貧民窟拆除行動的報告》(How Many Errors Does Time Have Patience For? A Report on Industrial Closures and Slum Demolitions in Delhi),2001年4月,http://www.safhr.org/docuement_2.htm,2009年7月11日存取。
5. 辛格(C. S. K. Singh),〈德里的日常勞工市場:結構與行為〉(Daily Labour Market in Delhi: Structure and Behaviour),《經濟政治周刊》,第37卷9期,2002年3月2-8日。
6. 2001年數據。出處同註4。
7. 見愛瑪.塔羅(Emma Tarlo)的《令人不安的回憶:德里緊急狀態的敘事》。Emma Tarlo, Unsettling Memories: Narratives of the Emergency in Delhi,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8. 凱薩琳.法蘭克(Katherine Frank),《英德拉:英德拉.內魯.甘地的一生》。Katherine Frank, Indira: The Life of Indira Nehru Gandhi, Boston: Houghton Miffflin Company, 2002, p.p. 401-403.
9. 賈格.莫漢(Jag Mohan),《重建賈漢納巴德》(Rebuilding Shahjanabad , 1975);引自里圖.普利亞(Ritu Priya)的〈城市規劃、公共衛生與都會窮人:從德里出發探索〉(Town Planning, Public Health and Urban Poor: Some Explorations from Delhi),《經濟政治周刊》,第28卷17期,1993年4月24日,頁829。
10. 舉例來說,請見拉爾夫.詹姆士(Ralph James)的〈印度的工會與政治〉(Politics and Trade Unions in India),《遠東研究》(Far Eastern Survey),第27卷3期,1958年3月。
11. 提拉克.古普達(Tilak D. Gupta),〈面對經濟改革的挑戰:論兩次工會會議的含義〉(Meeting Challenge [sic] of Economic ‘Reforms’: Signals from Two Trade Union Conferences),《經濟政治周刊》,第29卷18期,1994年4月30日,頁1058。
12. 希斯(N. R. Sheth),〈我們的工會:概述〉(Our Trade Unions: An Overview),《經濟政治周刊》,第28卷6期,1993年2月6日,頁234。
13. 出處同註4。
14. 出處同註1。從以上引用的權利論壇數據來看,德里不到兩成的工廠有註冊在案,多數都在住宅區與其他區域違法營業。
15. 出處同註1。
16. 1990年時,17.505盧比可以兌換1美元。
17. 1970年時,7.862盧比可以兌換1美元。
18. 這個說法(直譯就是「卡住的輪子」)的意思是罷工時,人們把區域裡所有的汽機車都擋下來,停擺任何的經濟活動。
19. 除了個人訪談與回憶外,相關描述引自下列文獻:〈劇場的重要性:薩夫達.哈許米的生與死〉(The Play’s The Thing: The Life and Death of Safdar Hashmi),《多倫多南亞評論》(The Toronto South Asian Review), 1991年春;《薩夫達》(Safdar)裡頭關於哈許米遇害的相關媒體報導(New Delhi: Safdar Hashmi Memorial Trust, 1989);卡瑪.阿薩德.哈許米著,瑪德胡.普拉薩德(Madhu Prasad)和索亥.哈許米(Sohail Hashmi)譯,《第五焰:薩夫達哈許米的故事》(The Fifth Flame: The Story of Safdar Hashmi, New Delhi: Viking, 1997)。
20. 知名校友包括了巴斯卡.古斯(Bhaskar Ghose),拉吉夫政權下全印電視台的前總經理;作家阿米塔夫.戈什(Amitav Ghosh);歷史學家拉瑪昌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國會政客卡匹爾.希巴(Kapil Sibal);新古典經濟學家蒙特克.辛格.阿盧瓦利亞(Montek Singh Ahluwalia);印度馬克思主義共產黨黨部領袖希塔拉姆.耶丘里(Sitaram Yechury);媒體大亨薩米爾.簡恩(Samir Jain);印度右翼評論家斯瓦潘.達斯古普塔(Swapan Dasgupta);和巴基斯坦推動伊斯蘭化的前總統,穆罕默德.齊亞.哈克(Mohammed Zia-ul-Haq)。
21. 在卡瑪.哈許米(薩夫達的母親)論兒子的傳記中,這些醫院仍保留了其口語/殖民時代流傳下來的名字:爾文醫院、威靈頓醫院。
22. 以上的新聞報導都收錄在《薩夫達》(Safdar, New Delhi: Safdar Hashmi Memorial Trust, 1989)。
23. 莎瑪信條,於莎瑪資料庫。
24. 索亥.哈許米與莫洛雅旭.哈許米,〈紀念薩夫達.哈許米〉(Commemorating Safdar Hashmi),《經濟政治周刊》,第24卷8期,1989年2月25日,頁382。
25. 以上資訊來自於莎瑪出版的紀念薩夫達集會和其人成就的手冊,1989。
26. 這些童書包括了:《小紅花》(The Red Flower)、《讀》(Pedh)、《神聖》(Holi)、《書籍》(Kitaabe)、《顛三倒四》(Gadhbadh Ghotala)、《美好的季節》(Saare Mausam Achchhe)。
27. 施克原本為《美好的季節》所繪的插畫多年來被束之高閣與遺忘,直到2009年當拉姆.拉曼(Ram Rahman)策劃莎瑪的20年回顧展時才重新被發掘。這20年來,印度的藝術市場也成熟不少;這些插圖最後賣了數十萬盧比,讓莎瑪有了筆不小的營運資金。
28. 出處同註25。


 

艾瑞德姆.杜塔
麻省理工學院建築與規劃學院建築史學系副教授,擔任藝術與建築歷史、理論,以及評論計劃的主任,並在研究所開設考查與進階研究的課程。著有《美的政治:全球複製年代的設計》(The Bureaucracy of Beauty: Design in the Age of its Global Reproducibil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從文學研究、後殖民、建築和設計史,以及帝國歷史與現狀的連結進行廣泛的文化理論研究。杜塔是《第二次現代主義:麻省理工學院、建築與「技術─社會」時刻》(A Second Modernism: Architecture, MIT and the “Techno-Social” Mome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3)的編輯,探討戰後建築思想和語言/系統理論的危機情況。目前正進行撰寫的《自由化後的人文藝術:莎瑪 1989-2004》(The Liberal Arts after Liberalization: Sahmat 1989-2004),論及隨著印度教基本教義派與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在政治挑戰中印度藝術家所面臨的廣泛且細密考驗。本文即摘選自此。

 


 

于昌民
台大外文系學士,南藝動美所碩士,現就讀於愛荷華大學電影藝術博士班。著作散見於Film Criticism、《虹膜》及《電影欣賞》。研究興趣為法國電影、形體分析以及身體影像的電影史

 


 

林欣怡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副教授、ICCS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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