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 Building 1

━━━━━━━━━ 林欣怡

一號廠房.圖:江秋梅提供

 

 

作為曾經收納、並置異體建築,且彼此結構連結聚合的空間結構,「一號廠房」讓北赤土崎這個「地方」具備了某種社會意義下流動族群的脈絡,成為特殊的文化容器。在自拆者自行拆除一號廠房一角後,該建築也陸續拆除。同為二戰遺址,「日本海軍第六燃料廠煉油廠遺存建築群」(大煙囪)被列入歷史建築,另一處「一號廠房」(寡婦樓)則以意象或局部保存為原則,目前「一號廠房」為拆除後剩餘的殘垣瓦礫、遍滿殘存鋼筋水泥、屋舍碎片、蔓草樹林叢生的荒地。

 


 

 

 

林欣怡,「一號廠房」拆後現場、1975年美軍地圖

 

林欣怡,「一號廠房」聲語物件裝置、氰版攝影、刺繡、導電線、水泥、導電電路板,2018
林欣怡.一號廠房|氰版攝影、刺繡、mp3電路板、放大器、導電線|2019

 

在多次實地考察並與相關參與者面談後,名稱上,將以經緯線定位的「北赤土崎」這樣地理位置的名稱作為聲語場所的主要命名。除了因此地原名「聯勤北赤土崎新城」外,也意味著其現狀為無具體建築、居民的空白狀態。此舉並非意圖刮除場所的歷史脈絡,更多的是除了重新構造場所話語之外,亦試著將此場所重啟,成為持續構成自身脈絡的「座標」、「場址」(site)、「地方」。民族誌學者莎拉.平克(Sarah Pink)曾提問「如何定義地方?」如果它尚未完全被固定,封閉或者圈圍?民族誌學者作為地方參與者如何讓地方持續的「構成」?地方與社會空間的關係如何再形成?身體如何從在地方場所中介入?透過愛德華.凱希(Edward Casey)的地理現象學與朵琳.瑪西(Doreen Massey)關於地方空間關係的論述,莎拉.平克認為兩者皆涉及到「地方作為『事件』」(place as’event’)並據此成為流動場所的討論視角,前者關於物質、感官、歷史、甚至語言等的「聚合過程」;後者以地方中「人」與「非人」散聚變動、交織、開放為「丟在一起」(throwntogetherness)的記憶敘事表達空間中的權力關係。兩種視角皆對準了地方、空間中關於政治、社會、物質與感官經驗的重新理解。「地方」不再是一種固定的平面,而是具有某種生產性的流動場域。在這樣的場域中,地方主體是歷史意識的載體,此歷史意識要求我們覺察文化差異性與自我認同的重要。他們的日常生活與身體勞動不僅映射著特定的文化、傳統、語言,在離散空間中,也構成了個殊的跨域性對話空間。對地方主體而言,「北赤土崎」是構造身體意識的「離散空間」,是某種標示了「來處—根」,也陳述著「所在—路徑」的雙重歸屬,這樣的雙重質性,便是第三種聲音的發聲之所。

 

當藝術實踐朝向人類學與民族誌方法學,以文化為對象,收納諸種跨域性的田野,所有的概念、物質、行動都朝向差異開放,並且成為某種可不斷轉譯的文本。民族誌書寫滿足了藝術實踐中進入他者場域、參與共享的欲望,也因其自我批判反身性的要求讓實踐自身更具尖銳性。正是這樣的多重質性,藝術介入不再只是個人感性的擴延,而是進一步的將個體感性作用於文學實踐、影像轉譯、集體書寫、事件發動等實踐中生成。莎拉.平克在《感官民族誌實踐》的方法論中強調,「在諸多田野檔案中,反身性已為感官民族誌重要的關鍵基礎。」(Sarah, 2009:49)田野經驗中的反身性不僅要求民族誌學者浸潤於場所書寫的話語中,亦滲入感官、情緒與場所想像。田野中的感官經驗必須與所遭遇的對象共同開展,交互作用。視覺人類學者傑魯比(Jay Ruby)在〈第三種聲音電影〉(Third Voice Film, 1996)中尖銳指出,在紀錄片不再代表某種他人形象展示的權威的此刻,電影與攝影並未擴延自我書寫的重要功能,無論是紀錄片導演或者人類學者、民族誌影像書寫者必須與拍攝對象形成某種協作關係,讓所謂的「他者」生產關於自身的影像書寫。

 

如同某種自傳,自我書寫意味著個人階級、性別與文化的一種「假設」,一種映射了某種文化技術族群才能生產的生命文法。大多數的民族誌生命書寫(無論是影像、文本或者物件檔案)以政治目的、儀式保存和族群日常三種方向作為視覺表達。在方向上,這意味著此種「他者如何被建構」的書寫詮釋,其對象是被動的,即使攝影、錄音等影音技術移轉到被攝者,並不表達觀看權力也同樣移轉。因此,電影作者必須考掘一種分享作者權力的實踐方法,與新的民族誌書寫實驗,除了電影作者自身必須具有反身性的拍攝方法之外,亦須為觀者提供自我反思的途徑。讓生命書寫不僅是語言文字的視覺表達,也是研究者、實踐者與對象的對話文本。無論是紀錄片、民族誌電影或者人類學實驗電影,攝影機作為一種少數者自我陳述、構造自我歷史與記憶的生產工具,一方面讓少數者能夠在文化中建構自身位置,透過媒體影像要求文化權利;一方面亦冒著被新的詮釋、意識形態與歷史記憶再客體化、再想像化、相互社會化的危險。人類學者芭芭拉.麥爾霍夫(Barbara Myerhoff)曾提出「第三種聲音」(third-voice)的拍攝方法,為影片作者與拍攝對象等諸種不同聲音所混合而成的變形主體,作為人類學實驗影像的敘事聲線。透過這樣的變形主體,讓觀者不以單一視角、單聲源、單觀點去構成自身對影像內容的立場,而是成為與影像主體交互作用、彼此對話的主體。「當兩種觀點被用來重新審視一個生命時,就會形成一種新的創造。新的創造有其自身的完整性….我們可稱其為『族人』(ethnoperson),一種對話者和主體之間創生的人。」(Myerhoff 1988,281)傑魯比認為,芭芭拉.麥爾霍夫的「第三種聲音」,能夠重新配置生命書寫中交錯的權力話語。這樣的聲語並非「再現」某種無法復返的個人歷史,而是有意識地,讓觀者從多重、多語、多體的聲語中,自行構造對聲語場所的判斷與想像。近一步言之,這是一種邀請觀者共同微觀地刻畫、重寫、複寫、轉譯他者生命書寫的話語實踐。

 


 

林欣怡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副教授、ICCS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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